2026年7月25日，一场围绕二战史观捍卫与历史叙事的深度对话在沪<杨升会客厅>进行。主持人杨升、法国友人马库斯、复旦大学教授沈逸、台湾媒体人翟翾，以及抗战题材互动叙事游戏《灭寇1939：上川往事》制作人Drake齐聚一堂，就历史记忆、文化传播与互动影游创作展开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讨论。在二战结束八十余年后的今天，如何让新一代人——特别是年轻人——以符合时代语境的方式正确认识那段历史，成为贯穿全场的核心命题。
互动影游：不是娱乐至死，而是历史的另一种讲述
《灭寇1939》是一款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互动叙事游戏，玩家扮演潜伏者，通过不同选择影响剧情走向。制作人Drake在访谈中坦言，创作初衷源于责任感。“我奶奶会给我讲抗战故事，她是亲身经历者，”他说，“但到了我女儿这一代，几乎完全不知道这件事了。我们有责任用新的媒体、新的方式，让新一代人了解这段故事。”
Drake指出，游戏这一舆论阵地长期被日本作品占据：从1980年代至今，日本以“太平洋战争”为题材的有名有姓的游戏已达五十余款，而中国在这一领域长期缺失。“舆论的阵地在敌人手里，我们不出击就没有了。”沈逸教授对此深表认同，他认为游戏不只是娱乐产品，更是价值观的传播载体，“可玩性是核心，但制作团队如何将价值观恰如其分地植入，才是成败关键。”
历史改编的边界：守正与创新的博弈
围绕历史题材互动影游的改编边界，嘉宾们展开深入探讨。Drake明确表示，互动影游中事件均基于真实历史，人物亦有原型，仅在叙事上进行了艺术化集中。“你做了很多选择，面临诸多困难，但最终达成的目标与抗战历史的主流走向是紧密相关的。”
沈逸教授提出“对齐”概念——既包括服化道等技术细节的时代对齐，更包括价值观层面的“大对齐”。他以部分“抗日神剧”为例指出，当作品“穿的是红军长征的服化道，人物成长史却是好莱坞个人英雄套路”时，便产生严重割裂。同时他强调不应回避“爽感”：“十四年抗战我们确实被打得惨，但不能一提到抗战就是惨。你得找到正确的爽点。”他举出抗日根据地“红色金融”等反直觉史实——边区银行信用超过军票和法币，百姓参观金库后建立信任——“网上最夸张的爽文提纲都不敢写的，但当时就是做到了。”
翟翾从台湾视角补充道，在台湾“连抗战这个词都很少提了”。她曾想在节目中讨论七七事变，题目被上层抽掉。正因如此，她认为这类互动影游若能进入台湾，“年轻人有机会接触时，就会开始学习研究。”
争议与反响：为何刺痛了某些人？
《灭寇1939》尚未上线已引发广泛关注，尤其在台湾网络论坛上讨论热烈。Drake透露互动影游制作了中文、英语、繁体中文、韩语、日语、越南语等多语言版本。其中包含“对罪有应得者表达态度”的情节——例如玩家可选择是否作为美军顾问参与原子弹投放决策。翟翾观察，台湾讨论多集中在“什么时候变成我们中国人投原子弹”，但她反问：“难道要把这段历史抹掉吗？这款互动影游让我们回看历史，有多条支线可以选择——玩的时候不只是在看过去，也在看现在的自己。”
沈逸则指出，日本战后未得彻底清算，军国主义思想“有组织有结构地传承至今”。当下中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填补历史叙事的空白：“我们是战后世界秩序的维护者，中国应该牵头去做这件事。”
结语：历史从未远去
访谈中最触动人心的，是Drake的个人经历。他在创作中查证发现，日军细菌战后遗症并非仅限一代人——他自己身上的慢性荨麻疹、脚部皮肤纤维化等症状，可能与当年浙江细菌战存在关联。“我本来想讲一个过去的故事，没想到发现，这件事从未远去。”
这场跨越两岸、跨越国界的对话指向一个共识：历史不能被忘记，不应被篡改。游戏、影视、新媒体等当代文化载体，正是“史观捍卫”中不可或缺的阵地。《灭寇1939》的尝试，或将成为这场漫长求索中一个值得关注的起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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